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，年轻的许知远发现了一本李普曼传记，从此找到自己的路——以文字为业。《伯克利的魔山》是他最新的散文集，收入了35座城市的54个片段。在鹿儿岛遥想一位浪漫的失败者，在东京萌生海外开书店的念头，在纽约对话坂本龙一、马内阿……满世界游荡是一种方式，他以此找寻着自己的声音。
在纽约，我见到了坂本先生。他比照片上略显憔悴，在谈话时，他要不时吞咽薄薄的润喉片，罹患癌症之后，他的唾液分泌比正常时低了三成。我有点紧张，不知这一切该如何开始。我的生活依赖音乐，醒来、写作、走路、出租车上，总在听，从德彪西到谷村新司，都是我的至爱。我却没有任何天分，能辨别音乐的细微差异。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聆听者，音乐只是我的日常生活背景，而不是全情投入的倾听对象。或许，我还有一种创作类型的自卑，在一切艺术形式中，音乐代表了一种最高形式，它既轻易地抵达内心，又兼容了更广阔、不可描述的情感。
我对坂本被神话的方式又感到不安，尤其不喜欢人们动辄以“教授”称呼他。这种昵称所带来的“亲切感”，似乎将他视作某种不可解释、只能赞叹喜爱的对象，他的天才、风度、温暖、严肃的内心世界，都那么完美、无懈可击。他有不可解释之天才，却并非是抽象的存在，他的身后有着清晰的文化脉络，从属于近代日本的思想、创作传统，始终在应对个体与日本社会，日本与世界之间的紧张感。
我带了一本双语的《三四郎》，一半中文、一半日文，它来自日本最负盛名的作家夏目漱石。我记得，坂本曾说过，他钟爱夏目。尽管他们之间横亘着大约一个世纪，却有某种相似之处。贯穿了明治与大正时代的夏目，也是身处日本与西方世界之间，他将西方现代小说引入日本文学传统。
坂本收下书，感慨此刻的日本人不能再阅读汉字，不能像过去的中国人、日本人一样用笔交流。我又递给他在夜晚紫禁城的录音，说起我刚刚在旧金山见过陈冲，《末代皇帝》中的女主角。“她的英语非常好。”坂本脱口而出。有那么一刻，他似乎回到了三十三年前，带着兴奋与甜蜜。于是，我们的谈线
“我记得自行车的声音……人们等在百货商店门口的吵闹声，很有活力。”在曼哈顿一间红砖外墙、半地下的工作室，坂本回忆起1987年的北京之行。他记得北京饭店的房间很大，令人心生孤独，街道很宽，夜晚安静、空荡荡，这座城市像是一张黑白照片；他记得，怎样比划着、在纸片上写汉字，让友谊商店咯咯笑的女店员卖给他一辆自行车；他还记得，那位天才、诗意的意大利导演，一会儿像兄长、一会儿又像暴君，一个叫陈冲的中国女演员，英语竟然说得这么好；他也觉得，这真是个古怪的片子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拍摄中国，所有演员却讲英文；当然，他没有提另一位女演员邬君梅，在广为流传的八卦里，他们有过短暂的恋爱。
对于一个35岁的日本音乐家，这定是难忘之旅，他不仅参演了一个小角色，用自己的小摄像机记录下诸多场景，还提供了绝大部分电影配乐。这也是仓促、疯狂的行动，他只有两个星期，却要突然谱出末代皇帝之命运。贝托鲁奇改变了坂本龙一的命运，将他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，令他成为奥斯卡奖得主。对于一个创作者，这也是个罕见的时刻——他的个人成就与他背后的国家同时来到巅峰。昭和末期的日本，也是作为“世界第一”的日本，它的经济扩张看起来不可阻挡，令世界震惊不已，这个四十年前还处于废墟之中的东方岛国，如何变成了今日的模样。
坂本先生一定不喜欢这种联想。他这一代日本人更强调个人价值。他说起1990年搬到纽约的决定，不是为了逃避日本社会，或是融入西方中心，只是因为这是个恰当的工作地点，前往伦敦、巴黎或其他城市的话，不用飞那么久、那么疲劳。纽约对他而言，是实用，而非浪漫与征服。
对西方之焦虑并非全然消失，明治以来，这个情结长久地困扰着日本人。坂本最喜欢的作家夏目漱石正是脚跨两个世界的人，理解这双重世界，也受到双重困扰。夏目漱石是成立不久的帝国大学最优秀的英文毕业生，以教授高中生莎士比亚为业，但当线年的伦敦时，他又被一种强烈的焦虑包围，他受不了雾都的空气，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进不了他们的世界，甚至自卑于一个东方人的矮小身材，他陷入了神经衰弱。当他回到东京后，又不安于一个咄咄逼人的祖国，刚刚战胜了俄国的日本举国狂欢，一头扎进了扩张、自大的单向道。
“如果我碰到那个坂本，我们是不会做朋友的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若有所思，“他太自私了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。”眼前的坂本谦逊、低调、坦诚，因为使用并不熟练的英语，这坦诚显得更为真挚。有时你感觉，他年轻时试图逃离的责任感，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。他忧心忡忡于环境灾难，加入反战。福岛核危机发生后，他以自己最独特的方式回应这一灾难，他用在海啸中幸存的钢琴，奏出灾难之音。罹患癌症，更使他对艺术的责任感紧迫起来，他要抓紧每一刻，尽量留下更富创造性的成果。
很可惜，关于音乐本身，我们无法进行交谈，或许音乐也不该被交谈。他了解节目需要什么，充满善意地拿出少年时代影响他的唱片，和我一起听德彪西。他陪我在哈德逊河畔闲逛，用手中的金属小棍敲击栏杆、垃圾桶，让我感受他收集声音的过程。在这一切结束之后，他带我前往一家过分拥挤、他钟爱的意大利餐厅。当摄像机消失了，他情绪亢奋起来，充满孩子气的调皮。在一张餐巾纸上，我写下几位日本知识分子的名字，丸山真男、加藤周一以及鹤见俊辅。在我有限的理解中，他们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关键人物，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长。看到餐巾纸上的这些名字，坂本更为激动，他回忆起父亲的文人朋友，以及自己的青春。比起谈论我不在行、他或许也感到厌倦的音乐话题，日本的思想传统更激起彼此的兴趣。
